202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第1篇：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心得体会——培育法治土壤
真正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审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逐步重建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在人民群众心中逐步树起法治的标杆
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点燃了全社会对建设法治社会的极大热情，更唤起了民众对公平公正的巨大期待。而新华社近日报道的司法系统2024年反腐成绩单，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惩治司法腐败、维护公平公正的艰巨性与紧迫性。
尽管我们常说腐败案例是某些特殊群体的“极少数”，但细数司法领域2024年反腐成绩单，我们依然感到震惊。岳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建国，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柳遂记，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孟钢，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一大批人因违法违纪先后接受组织调查；太原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个别地方政法系统腐败呈现“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他们对社会公正的戕害，远远超出一般贪腐案件。
人们对贪腐感到愤恨，对政法系统的贪腐尤为痛恨。如果说一般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通常主要是财产问题，会增加人们的办事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那么，政法系统干部的腐败则直接影响到背后一个又一个案件的公正审判，直接损害人们心中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如同污染了水源。为此，推进依法治国，惩治司法腐败、根治司法不公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专家学者在前瞻四中全会时认为，依法治国的主要问题不在立法而在司法，司法改革将会是其中的重头戏。
长期以来，社会上盛行“信访不信法”的风气。当一些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或是遇上麻烦、惹上官司，往往不是去积极寻找法律依据，寻求法治办法解决，而是想方设法找人、托关系。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公众的法律意识不强、法治素养不高，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完全对。必须看到，这种现象跟一些地方的司法生态、司法干部的作为有很大关系。试想，如果徇私枉法、恃权凌法的丑恶不时得逞，法律公平、司法正义屡被践踏，还如何让人民群众去相信法律的威严和法治的公正？
这些年来，王亚辉“喝水死”、薛宏福“洗脸死”、穆大民“冲凉死”等非正常死亡事件，让社会公众不寒而栗，对公民非正常死亡的解释也伤害着人们对政法系统的信任。而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以及山东张辉、张高平叔侄杀人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尽管终归得到纠正，但它对社会公正建设的不良影响，又岂是一份迟来的正义可以及时稀释得了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表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可以说，这绝不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宣示，而应是对司法系统一种非常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更是全社会的普遍期待。
努力增强法治思维，切实做到以法治方式办事，应是政法系统重要的努力方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心中的最高位置，认真解决好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报警求助，审慎审理好每一起案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杜绝屈打成招，强力预防冤假错案，真正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审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逐步重建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在人民群众心中逐步树起法治的标杆，从而为法治社会建设培育起深厚的土壤。
第2篇：律师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心得体会——依法治国的基础是科学立法
今天，备受瞩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依法治国再一次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依法治国主题令人期待。
近年来，人们的眼光总是被那些典型的案件所吸引，总是批评那些典型案件的违法之处。殊不知，在这个社会里，不仅仅违法案件是坑人的，还有许多看似合法的案件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并损害公民正当利益的。例如这些年来，许多地方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以“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为由收回了许多公民、法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进行商业开发。如果原土地使用权人不服而诉讼，则无胜诉之可能，其原因是有法律作为该行政侵权行为的支撑。当然，该法条第(一)项“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由也创造了同一法律条款内部的矛盾。至于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则是举不胜举。
从上面这个十分典型的法律内容矛盾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要真正依法治国，就无法回避立法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民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到位，从而导致立法的前瞻性与现实性统一的不理想。要解决科学立法的问题，必须解决立法公正性、公开性、效率性、群众性、统一性五个问题。
立法的公正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法律的制定都有行政立法痕迹。其中多半法律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起草，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然后由国务院报立法机关审定成为法律。而行政法规层面，部门立法的比例更高。
行政机关立法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的背景下，行政机关立法与权力机关立法相比，所具有的执行性、补充性、技术性、灵活性、应急性、具体性、先行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点被夸大，造成了中国法律体系内外冲突的局面。
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立法项目有其合理性，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所要规范的领域有着相对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现实存在的急需立法规范的事项较为熟悉，对存在的问题较为清楚。因此，起草的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立法效率较高，然而，法律的公正性是法律的生命，中国的许多法律充分表现出明显的部门利益，立法成为一些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通过立法，将本部门的利益加以固定，为将来的法规、规章维护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留下窗口，从而导致立法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立法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涉及部门权力、利益的“核心”条款、“干货”条款上，而对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等的总体研究把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其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立法原本想解决的问题，甚至会造成负面的规范引导，损害法律的权威，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
除了参与立法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立法中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里有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原因，也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草案时听取、考虑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不全面的原因。显然，在制约机制尚未健全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立法对于法律的科学性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要增强立法的公正性就需要法律草案的起草机构更加超脱，更加中立，更加专业，没有部门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改变立法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起草的局面。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釆用由人大专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法来起草法律草案。
立法的公开性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然而，如何实现却没有法定的具体程序，最见效的方法其实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立法透明度。
作为法律，只有公开才有效力，其制定同样不存在必须保密的理由，必须增强立法的公开性。改变这个现状的关键是立法从起草时就公开，坚决拋弃立法神秘化的传统观念，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
在拟定立法计划、制定立法项目的阶段，就应广泛、深入地征求公众意见。在起草过程中，要注重通过中介组织、人民团体、社区等多种渠道倾听基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ti的意见，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合法权益在制度建设中得到充分保障。在草案的修改中，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并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草案定稿后要及时公开，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这方面，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做得很不错，但是其他法律就没有如物权法那样及时公开征求意见。
立法的效率性
立法是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仔细思量、推敲。但是，法律又有一定的时效性，要讲究效率。有学者评论认为“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而我的认识是当前立法效率性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立法效益问题。
立法效益即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符合立法目的的有益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立法的经济效益是指立法实施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有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约交易成本，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则，保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活动结果的可预见性。立法的社会效益指立法实施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的有益效果即社会的有机协调状态，如法治秩序的进步、社会稳定性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增强、社会生活秩序好转、道德水平提高等。立法效益越大，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大，立法效率就越高；相反，立法效益越小，单位成本的产出就越小，立法效率也就越低。因此，可以说立法效益和立法效率成直接正相关。
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起草过程中博弈的时间越来越长。大多数立法项目特别是涉及多部门的立法项目，各部门为维护和争取本部门的利益，不断展开博弈，使立法周期延长，协调难度加大，在影响立法公正的同时严重影响立法效率。一些急需立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法律却迟迟不出台。例如，为了防止土地财政引起的暴力征地与拆迁的问题，物权法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却依旧不改，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这显然是一种渎职行为。
立法的群众性
当前立法透明度还不够，公众参与渠道比较有限，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作为资源分配优势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强势利益代表方在参与立法和意见表达方面占据优势，对立法的影响更强，导致相对弱势利益方意见容易受到压制，使受到影响的各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一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行政机关借法扩权，与民争利，为本部门的行政行为寻求合法外衣。在行政立法中，有的部门为本部门的管理便利，随意为本部门设权，不断增设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收费权等，增设公民的义务，却对规范本部门行政行为的内容重视不够，甚至刻意规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对被管理人应享有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这个问题上除了立法机关需要认真履行义务外，还要充分发挥政协等(包括律师)社会团体在立法过程中的决策咨询作用和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团体的优势，在立法中听取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各界要求，更好地体现公众利益。全国律协和律师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其次要借助舆论监督，限制部门利益膨胀和立法权滥用的同时，调动社会关心并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立法的统一性
当前中国的上位与下位法之间，同级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最典型的是“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之间的冲突。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市、较大的市都有规章制定权，这种分散立法导致法条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时常出现。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甚至于规章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问题规定不同，使管理对象无所适从。
首先，一切立法都必须加强立法规划的权威性。立法必须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规划立法项目选题时，要杜绝部门利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法治政府意识，注重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权力与责任、服务与管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其次，要确保立法机关的权威性。要更多地运用好全国人大机关的立法资源，结合人大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立法主体作用。不仅仅是法律，还有法规的制定，人大都应及早介入，尽量减少行政立法数量，有效地杜绝条块分散立法带来的立法冲突，较好地克服行政立法带来的部门化倾向和行政权力膨胀等弊端。
依法治国当然需要执法机关认真执法，但若是法律本身有瑕疵，有法必依就成了个问题。而科学立法，不仅可能使社会有法可依，而且还可能保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与保证。
第3篇：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作为一组信仰和价值的集合，其观念、价值、论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难题终将克服。在此过程中，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中心场所，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其实效的发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是新时期全面实施法治建设的系统规划。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在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社会诉求和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不是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法治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改造旧的法律观念，塑造新的行为和认知方式，在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研究法治中国的正当性，不是要否定其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检视，使其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得以彻底实施。
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
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
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
公正司法是平衡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冲突的最佳选择。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国家(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和社会结构甚至个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造的对象。当国家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社会力量和法治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任务时，只能寄希望于公正司法。它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不仅涉及原则和制度，而且涉及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至激化，要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减至最低限度，只能依靠法律机制，依靠司法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即在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权责利明确界分的有机结合。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比对政府提出积极有为的要求更来得急迫和重要。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对通过运用规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要求，对法律本身的正义和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期待，不但是司法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也是今天推行和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强调当代法治所欲保护和促进的诸多基本价值，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建立法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重修宪法和法律，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后一种任务，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公正司法的核心使命。
第4篇：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今天，备受瞩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议题早已确定为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面对当代中国行进的历史新方位，面对人民对法治的期待目光，四中全会将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回应？它又将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筑下什么样的里程碑？数日内，答案将揭晓。
今日之中国，已经进入全新的航域，身后是法律体系的基本完备，脚下是发展的新阶段，周边是上下打量的目光。社会精神层面，法治日渐成为共同的核心价值;人民物质层面，法治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驾护航乃是热切期盼。从发展阶段和实际看，这一期盼已经成为一个痛点与焦点。
这两年，中央对老虎苍蝇一起打，让一批大贪小蛀们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些蛀虫们在吞噬人民的血汗财富。在那些有利益的地方，权力都在染指;有资源的地方，权力都在伸手。一些人因此而大贪大吞，肆无忌惮。因此，打掉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才会确保人民的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
也必须看到，人民要能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路障不少。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障碍，并不仅是因为滋生腐败，更可能是因其制约而导致社会失去活力，导致发展成果被沙漏。因此，改革是必须推进的主旨。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改革的红利效应开始显现。要把改革顺利推进下去，就需要法治划定保障轨道、堵住各种吞噬改革成果的跑冒滴漏。习近平明确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让百姓看到了法治的力量和前景，更让人们期待四中全会在改革方面烹饪的法治大餐。
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如阳光、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从总体情况看，改革开放36年来，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还有一些地方的百姓遭受不法分子的欺凌，还有一些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对群众利益造成侵害。有的案件存在徇私枉法现象，人民群众还难以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有的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有的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有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逐渐蚕食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和法治的信心。对此，我们又岂能让人民失望？又怎能不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期待，不给人民的信心注入法治的能量？
法治的最终呈现，应当是一种良好的状态。当出现违法现象时，依法治之成为共识和行动。当人们解决问题办事情时，法治成为共同价值和信念。诚然，我们知道这样的状态还很难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把法治导入良性循环，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这个轨道上不断向上攀升。四中全会就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导入机制，它将使我们的法治更有质量，使我们的法治更有力量。如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定拥有健全的、刚性的法治轨道，就谁也夺不走，哪里也漏不掉。